思想,總是自詡為理性存在者的人類的最引以為豪的武器。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剪了牽制人們怒火的最後一根繩子,從此,革命的洪流傾瀉而下,徑直向它的目的地奔去。革命的巨人不為危險所懼,不因悔恨卻步,它无視一切固有的準則,无視一切常規的手段,直到驀然回首,發現並沒有追求到理想中的高尙事物。

托克維爾這樣形容大革命的痛苦:「古老的制度與歐洲的幾乎一切宗教、法律混合在一起,並產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習慣道德作為它們的附屬品,要想一句摧毀並從社會軀體中摘除與各器官相連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場可怕的動亂……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无顧忌地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才能成就的事業」以上比喻,說明了大革命的複雜性,其原因錯綜複雜難以分析。他自己也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所以我將僅從階級的背离這一角度出發,對托克維爾的觀點進行梳理,以管窺大革命爆發的一個原因。

一、貴族與農民的背离

農民在擁有自己的土地之後,領主不再有統治權,卻仍享有和他們的統治權相關聯的種種特權的時候,用所謂客觀存在的壓迫來解釋革命爆發的原因便行不通。托克維爾在此顯現出深刻的洞察力,他從客觀實際影響的心理因素的變化出發,來對法國社會的分離進行解釋。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維爾悖論」: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得最輕的地方爆發,即主觀不滿和不滿的客觀原因以逆反的形態互相關聯。

在法國,農奴制已經幾乎絕跡,農民們獲得了土地。領主享受著經濟特權,他們徵收市場稅,有專屬狩獵權。有極為苛刻的土地轉移和變賣稅,人們每次出售或購買土地都得向領主交稅,這些權利全都損害土地耕種者的利益。在德國,這些特權有過之而无不及,可為何偏偏在法國引起了農民的仇恨?其一,農民已變為土地擁有者。因為是土地擁有者,便需要承擔更多的苛捐雜稅:什一稅,地租,經營中的種種盤剝。本以為擺脫了領主管轄,負擔應該減輕,可事實並非如此,因而變得不可忍受。其二,農民已擺脫領主統治。教區的一切事務都由官吏主持,領主不再負責地方上執行法律、召集民兵、徵收捐稅、頒佈敕令、分配賑濟等事務,也不進行監督,甚至介入村莊的統治在他們看來有損身份。領主不再是國王和居民的仲介人,不像古老的封建社會那樣,擁有土地和統治居民。如果仍歸領主統治,農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並非不能忍受,因為这只不過是國家體制的自然結果:為了取得貴族給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

就這樣,貴族的特權變得不可理解,令法國人厭惡。「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摧毀了一部分舊制度,剩下的就更令人討厭。」

二、貴族與資產者的背离

貴族失去領主權而保持特權的另一個影響:14 世紀初期,貴族與資產者為保衛國民自由和各省特權、反對王權的侵害而聯合起來,但隨著領地統治的瓦解,三級會議越來越少地召開,資產者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繫。到18世紀,他們只是在私生活中偶爾相遇。從 15 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軍役稅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稅種化入軍役稅之中,貴族的免稅量不斷增加。這就帶來了如下的影響:一、公共事務產生于捐稅,當資產者與貴族不能平等地捐稅之後,他們便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坐在一起,沒有了共同行動的意願與機會。二、隨著權力的縮小,貴族對資產者越發蠻橫,因為不再需要敷衍過去能夠説明他們的人,貴族更加頻繁地使用表面權利的風光來安慰真實權力的消失。

另一方面,貴族很容易獲得,貴族與其他階級的障礙很容易跨越。「在法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貴族爵位能像 1789 年那樣獲得,資產者和貴族也從未那樣彼此分離。」從路易十一開始,統治者毫不吝惜地授封晉爵,以此作為貶抑貴族的手段。貴族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障礙非常容易跨越,而貴族又帶有光彩奪目的標誌,一旦越過這一障礙,新晉貴族就與他之前的出身分開了,這對於原階層的人來說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人們對敕封貴族的憤怒遠大於世襲貴族,他們不但沒要求擴大,反而要求縮小平民通向貴族的門徑。貴族无法容忍他們中間混有資產階級的氣息,新封貴族也被資產階級所排斥。

三、資產者與平民的背离

生活在城市,資產者能夠免于軍役稅。他們為了免稅,寧可賣掉財產,逃入附近的城市。在城市中生活的時間一長,他們便失去了對田園的嗜好與田園精神。從此,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成為城市官員。「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產者免去公共負擔,」而當時政府賣官鬻爵的行為如此囂張:「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情況,想從國王那裡謀得一官半職」。資產者對於職業所抱有的熱情前所未有,他們只要有了一筆小小的資產,便立即用來購買官職,而非做生意。職業一旦短缺,他們便開動腦筋,冥思苦想,發明出新的官職。而資產者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把自己和其他城市平民區分開來,他們不斷從城市平民手中奪取政治權利。這些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氣昂。城市中形成了許多小團體,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四、農民的悲慘遭遇

法國農民在18世紀不再受到封建惡霸的欺淩,也很少受到政府的強暴行為,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可托克維爾卻說他們的處境比過去更加悲慘,為何?如前文所述,貴族、資產者普遍逃離農村,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被禁錮在孤立窮困的深淵中。農民們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政官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裡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會清理帳目。他們是一個被拋棄的階層。心靈上的孤獨、无助比物質上的更傷害人心,同時也更能激發出壓抑在人性深處的反動與破壞力。

貴族與農民的隔閡越來越深,因為貴族不像農民一樣需要承擔徭役賦稅,他們對農民的苦衷也就沒有切膚之痛。貴族對農民沒有了朝夕相處的感情,便認為他們只是債務人,對他們百般勒索,凡是法規或慣例的要求都不放過,因而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危害比封建時代更為嚴重。比如產生了後來被學界稱為「領主反動」的現象:留在農村的貴族為擺脫經濟困境,提出要恢復他們過去享受的種種早已被廢除的封建權利,結果使一些過時的舊封建法規重新生效,被遺忘了好幾代的封建稅費又被發掘出來, 並強迫農民不折不扣地納稅。

苦難的主要原因是稅。稅收名目繁多,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包含軍役稅、人頭稅、念一稅,間接稅包含附加稅、鹽稅、販運稅等。軍役稅只向平民徵收,國王在確定稅額時,並不根據收入的百分比落實到納稅人,而是把一個總額落實到教區,再由教區在居民中攤派;人頭稅本向所有法國人徵收,後來只向平民徵收;念一稅課及不動產、商業、地租;鹽稅是對食鹽的課稅,每個家庭必須購買規定的食用鹽。兩個世紀中,靠著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达十倍之多。「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徵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不對物的,隨著每年納稅人的財產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定受到制定人的人品的影響,收稅員的畏懼、軟弱、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痕跡。農民為了逃脫橫徵暴斂,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他們為了切身利益而去窺伺、告發鄰人,嫉妒、告密、仇恨在人們之中滋長。

泰納在書中通過計算得出,農民需要交納的直接稅就佔據了他們全部的淨收益。「人們播種、收割、勞作、節儉,都是為了催稅員,如果說每週辛辛苦苦攢下一個裡亞,年底時能換來一枚硬幣,那這個錢也會落入這些人的口袋。」陳情書寫道:「我們已經被捐稅的重負壓碎,人們要我們做出的犧牲奉獻使得我們難以為生,勞動者承受高稅率,遊手好閒的卻免稅。如果領主繼續徵收捐稅,我們就生存不下去了。」現代法國的起源:舊制度這樣寫道:「窮困剛剛在各省引發了三場起義:人們在路上謀害手提麵包的婦女。」「在我所在的圖蘭區,居民靠野草為生已經一年多了」「百姓只能像綿羊一樣啃食野草,像蒼蠅一樣倒斃。」「沒有床,梅雨傢俱;大部分人半年之中連大麥和燕麥麵包都吃不上,而這些是他們唯一的食物,他們不得不克扣自己和孩子的口糧以支付捐稅。」「儘管靠得非常近,人們還是以為她有六七十歲,因為她佝僂得厲害,辛勞讓她滿臉滄桑,皺紋堆累,但她告訴我只有28歲。」這樣的例子在原書中還有很多很多。

大革命前,國家徵收的租稅,領主徵收的地租,僧侶徵收的什一稅,外加徭役,弄的人民叫苦連天,饑寒交迫,越來越多的人變為乞丐。貴族在越來越貧窮的經濟狀態下仍要維持奢靡的生活,對農民的勒索變本加厲。他們在頻年饑饉中,眼見得領主的土地閑著沒耕種,反以之為貴族的遊戲娛樂場。土地的需要喚起了饑民的反叛精神,隨著平等的偉大原則在鄉村和城市之間廣泛傳播,滲入到最底層,革命的光芒已在无數人的心中點燃。人們堅信:「有些偉人要為貧民做些事情。」人們的觀念中有一些簡單卻又堅決的口號:「燒毀記錄封建負擔的登記簿! 打倒什一稅! 打倒女貴族的否決權! 吊死貴族! 」一旦人們心中有了對「美好事物」的嚮往,那未來面臨的一切波動都能成為他們爆發的原因。

然而,令他們交瘁的不僅是苛捐雜稅,還有繁重的徭役。自衛隊的徵兵重擔全落在農民頭上,他們為了逃避徵兵而遁入山林,而富裕者卻免于徵兵。交通要道保養的重任也落到了農民身上,政府不花一分錢便能使道路通暢,對於反抗者,總督有權到家中搜捕。隨後,徭役逐漸擴展,從保養道路擴展到新建道路,有進一步擴展到所有公共工程: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軍隊換防時搬遷用具,將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到沿海的軍艦修造廠等等。荒謬而又可笑的是,這使軍役稅的收稅者憂心忡忡:「為修路向農民徵收的各項費用要使他們无力繳納軍役稅了。」

1789 年 7 月農村發生的大恐慌,便顯示了怒不可遏的農民爆發出的巨大破壞力。

結局

嫉妒、仇恨情緒的氾濫撕裂了法國社會,人們不過是素不相識的路人,卻有比路人更加仇恨的關係,在大革命真正到來時,人們再也不能真誠地為了那個偉大的目標而共同努力。「國民是由聯合得不很緊密的不同等級構成的社會,在這雷根本看不到什麼共同利益的存在。甚至在完成對它們而言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陛下不得不親自決定一切。」托克維爾歎息道:「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各個階級重新彼此接觸,他們首先接觸到的只是傷痛處,他們重逢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甚至到今天,他們雖已不在世上,但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當窮人和富人幾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務時,那遮蔽雙方精神的黑暗就變得深不可測,窮人和富人之間就會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大革命開始之際,一切身居社會大廈中高層的人們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當1793年已在眼前,他們還在談論什麼人們的美德、溫順、忠誠、快樂:這是多麼可笑又可怖的景象啊!」這個例子足以說明不同階級之間的隔閡。舊制度的傷口被帶到了大革命中,但它不僅沒有癒合,更被撕扯開來,給法國社會留下了无盡的痛苦。

以上,我大致從舊制度下嫉妒與仇恨情緒滋長的角度梳理了托克維爾的大革命發生學的觀點。托氏在此書中還埋藏了另外兩條線索,即作家政治左右政局,中央權力日益集中。篇幅所限,恕不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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